独家专访钟南山 | “以健康为中心”代替“以治疗为中心”，是这次疫情带来的最大启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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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.4.9
抗击新冠疫情，与时间赛跑
《问答神州》专访钟南山
2020.1.18 赴武汉
2019年12月，一场空前的疫情悄然笼罩了如今被称作“英雄城市”的武汉。而后一段时间，见诸报端的武汉卫健委声明，从 “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现象”，到“不排除有限人传人”，时间过去了近二十天。
2020年的1月18日，已经8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、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挤上了傍晚五点多、从广州开往武汉的高铁。
吴小莉： 2020年1月18日，您前往武汉，得到的使命是什么？
钟南山：没有给我提出任何的要求，我觉得主要还是对武汉当时的疫情做一些研判，就是有没有传染性，它的危害性有多大。
吴小莉：这张照片您应该看过吧？您当时去武汉的心情是什么？
钟南山：那时候在车上准备了一些问题，是需要在武汉搞清楚的，尤其是这个病毒的传染性。其实死亡率是很难很快就搞清楚的，需要积累到一定程度，才知道有多大危害。但传染性就值得注意了，而且这次感染有一些症状有点像“非典”，更应该警惕。
当时去武汉，可能因为临近春节，而且是很急才做出决定，所有的飞机、火车都没票了，所以我们就跟铁路局联系，铁路局说没有票了。后来，我说只要让我上车就行了，有个凳子坐就行了。最后还是不错的，车长把我们安排在餐车里，等乘客吃完饭，就让我们两个坐下。
2020年3月，吴小莉专访袁国勇
武汉之行，钟南山从来自香港的专家组成员袁国勇处，了解到深圳的肺炎家庭病例。同时，他还从武汉呼吸科一线的学生们那里了解到：可能存在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，这引起了他的警觉。
吴小莉：2020年3月，我采访袁国勇的时候，他特别提到，在深圳，有一个家庭可能出现了“人传人”的情况。据说他到了武汉，也跟您当面汇报了这个事情。他也透露了一个细节：当时到武汉，是经过您不断地追问，当地才坦承了，存在一个病人传染了十四个医护人员的情况？
钟南山：那天我们到了武汉，已经是晚上很晚了，所以没有见面。第二天早晨，我们见了就互相谈起这件事，他就给我举了这个例子：就是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有一个家庭，六个人患病了，其中五个人去过武汉，有一个没去过，但是也得病了，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“人传人”证据。我听了这个案例，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，增加了我对这个疾病感染性的疑虑。
同时，在开会以前，学生跟我说，在武汉某个医院的神经科病房，存在一个患者传染了十四个医务人员的情况。那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大的事情了，需要当地卫健委的证实。所以在临离开武汉的时候，我也进一步向他们询问情况。后来，晚上我们到了北京以后，他们有一个信息过来，说确实有这个情况。那我就对我的考虑和怀疑更坚定了：一个，就是存在“人传人”的情况；另一个，存在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，这就是比较大的问题了。
作为一个大流行病，它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方面：一个，它的传染性有多强；更重要的是，它的危害性有多大。假如说，它只是一个一般的传染病，比如说流感，也可以是一个大爆发，但是流感的病死率是非常低的，那就不会引起世界的大动荡。现在我们知道，新冠肺炎的病死率是2.2%，相当高了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。
所以那时候，首先是认定了这个病毒有很强的传染性，至于它的危害性，是要有一个过程才能认识的。当时，当地卫健委回答有三个人病逝，这个情况最开始我也是从一些学生那里知道的，后来那天晚上，当地卫健委发给我的资料里也讲到了这个问题。
2020.1.20 宣布“人传人”
2020年1月20日，距离农历除夕只有4天，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，列席席位上出现了两张“新面孔”：钟南山院士与李兰娟院士。会议中，两位院士就如何遏制疫情的扩散、如何加强疫情防控与救治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。
同一天，中国中央政府做出了疫情防控的统一部署，钟南山通过媒体，向公众宣布了武汉新冠肺炎“肯定人传人”的结论，原先一派祥和的春节气象，似乎按下了暂停键，中国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全民防控疫情“大幕”。
钟南山：我们本来以为在武汉开完会就回家了，后来是卫健委通知我们，必须要去北京。2020年1月19日，我得到通知，本来第二天是要向孙春兰副总理做一个汇报，但是那天晚上有通知说，李克强总理要求了解情况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就代表专家委员会，向孙春兰副总理汇报，然后接着参加国务院的常务会议，又向李克强总理也汇报了情况。这整个过程都是临时决定的，没有怎么事先考虑。
我觉得，我们反映了某些情况后，可能卫健委也向中央做了一些汇报，所以中央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非常重视，才会临时决定要见我们，开一次汇报会。
吴小莉：也包括了临时的记者会。
钟南山：记者会已经是晚上了，我们开完会以后，五点多了，再开了一个记者会。当时我们六个人的专家代表团同时见了记者，讲了一下我们的看法，到了晚上就比较疲劳了。那时候说晚上还有《新闻1+1》，当时我就觉得很吃力了，后来就说在视频里讲讲吧，所以那天晚上就在视频里，和白岩松谈了一下我的看法。他反复地问我，是不是肯定这个病有“人传人”，我说非常肯定，不用怀疑。
吴小莉：很多人说，这场记者会是中国抗疫行动的一个转折点。有了“非典”，大家信任您的经验，这是民众对您的期许，但会不会也是一种压力？
钟南山：我不觉得是压力，我想还是跟十七年前“非典”时一样，主要的压力还是来自老百姓。越多的人感染，对社会危害越大，因为“非典”给我们的教训太深了，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再发生。
我的感受就是，中央对这个情况非常敏感。我们专家组提的一些看法，我觉得中央还是非常重视的，所以中央采取措施很快。1月18号开完会以后，不到两天，在1月22号凌晨，就提出来了“封城”，武汉的交通等方面就都停了。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及时、非常果断的。
“早期介入，全程参与”
中药在新冠疫情中的效用
回顾疫情发生以来，中国实行中西医结合，先后推出了八版新冠肺炎治疗方案，并且筛选出“三药三方”等有效中药，形成了预防、治疗与康复全过程的中医药治疗方法。
钟南山：我记得在第一次，向孙春兰副总理汇报的时候，春兰副总理特别强调，她说以前我们抢救病人，到病人快不行了、没其它办法了，才让中医介入，这样不行。她说这次，我们一开始就要让中医介入。她提的这个是对的。
我对中医并不是很在行，但是我看事实。比如说，我们在全国组织了两个方子的研究：一个是对较轻症的病人，我们看到病人的CT改善率、体温下降率，要比对照组好；另外一个方子，对病人的28天病死率有降低的作用。根据这些事实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中医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这一次我们也感觉到，中药的研究主要是看疗效。我们应该用是不是真正有效、真正安全来做出判断，而不能完全像西医那样，看化学组分、结构是什么，基础研究怎么样等等。我相信通过这次新冠肺炎的实践，我们会从另外一条路，使得中医走得更快：也就是说判断标准，第一有效，第二安全，这就行了，有些药就可以用了。
吴小莉：您觉得新冠肺炎未来会有特效药吗？
钟南山：不一定是特效药，但是会有有效药。特效药是专门针对一个靶点的，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。其实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教训，十七年前，我们当时治疗“非典”并没有特效药，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。但可惜的是，“非典”后来没有了，大家研究的积极性就差了，所以这么多年，并没有对这个药物进行深入地钻研。
现在看来，（本世纪以来）冠状病毒已经导致三次疫情爆发了：最早的“非典”、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，这次是新冠病毒肺炎，所以我相信以后，大家对冠状病毒的药物研究会大大加强。
“这一年，我觉得老了很多”
吴小莉：过去一年您的工作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？在后疫情时期，您希望跟民众说些什么？
钟南山：这一年，我觉得老了很多，因为工作太多，有点超负荷。但其中还是有一些安慰，因为我非常了解中国疫苗的发展情况，我们一点都不落后。现在人家要是发现中国的疫苗出点问题，肯定会大作文章，但就算这么苛刻，我们也通过了，所以我们对疫情防控工作更有信心了。
另外，这次疫情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，真正体现了中国“以健康为中心”代替“以治疗为中心”的医疗方针。现在，像心血管病、糖尿病这些，都能够在很早期进行干预，所以它不会发展到最后。但是这在呼吸疾病方面是比较落后的。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慢性阻塞性肺病，往往到医院来的病人，都是三、四期了，走起路来气粗、走不动了才来看医生，这已经很难治疗了。
所以我们现在都致力于早期干预，要到社区去找病人，而不是等病人上来，整个理念都改变了。这个方针使我会下一步考虑，在我们呼吸疾病领域，肺癌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方面，都要遵照“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治疗”的理念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能会走在国际的前列，这是我的愿望。
编导：郑书筠
编辑：孟涵 马马晋
摄像：张勇 张贴画
灯光、摄影：郭义邦
图片编辑：马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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